華為為勞動合同法提供第一個樣本

　　任正非頗具紀念意義的001號工號就快消失了，這是他和他的華為為應對新勞動合同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之一。更大的代價是華為為近萬名老華為人開出的“自愿離職再上崗”的補償條件：經濟補償稅前總額=(N＋1)×員工月補償工資標準(稅前)。但月補償工資標準不僅僅是員工的月標準工資，還包括員工上年度獎金月均攤值。N為員工在華為連續(xù)工作的工作年限，此外還額外支付一個月工資。此補償標準優(yōu)厚于《勞動合同法》規(guī)定。離職員工保留所持有公司的虛擬受限股資格(據(jù)《21世紀經濟報道》)。

　　且不說這樣的補償條件算不算優(yōu)厚，但新勞動合同法對“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規(guī)定，顯然極大影響了華為這種主張以內部競爭性文化立足市場的企業(yè)�，F(xiàn)實給華為的選擇只有兩個：要么在新法實施之后，準備接受第一批“終身雇用員工”；要么開出足夠誘人的補償條件，合法規(guī)避新法的這項規(guī)定。華為選擇后者，無意間為新勞動合同法的實踐提供了第一個經典樣本。

　　華為的做法在很多傾向于經濟民主的人眼里，毀譽參半。早在人大最終通過新勞動合同法之時，便有諸多評論認為新法實施前這半年會有大量奉行機會主義的企業(yè)(尤其是民企)以時間換空間，通過解雇老員工來規(guī)避新法實施帶來的影響，拖延新法實施后必然帶來的勞資成本增加。華為的舉動似乎印證了他們的先見之明，痛心疾首者在聲討任正非們的同時，不忘提及他們心目中的勞資關系典范：日本的終身雇傭制、法國的勞工法和德國的萊茵蘭經濟民主。

　　不得不說，對經濟民主制的一知半解，造成了這些好心人對任正非們的誤讀和對新勞動合同法的曲解。日本、法國與德國的勞資模式與這三個國家各自的工人運動歷史淵源頗深，日本戰(zhàn)后的公司工會斗爭，法國和德國的工會運動與社會民主運動促成了三個國家各具特色的勞資市場制度。換句話說，是先有工人運動，而后才有相應的勞資法律出臺。不同的工人運動歷史，促成了三個國家經濟民主和公民權利的進步，但政治上的進步也付出了相應的成本。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受困于終身雇傭制和勞資談判中議價能力過于強大的工會力量，日本、法國和德國的勞動力市場面臨著價格彈性不足，以致勞動力成本高企，影響本國產業(yè)競爭力，反過來就業(yè)又進一步惡化的情況。這種僵硬的勞資關系導致的惡性循環(huán)，也成為今天這三個國家右派政府上臺，大搞經濟改革削減社會福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現(xiàn)在，社會政策理論界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認識到保護勞動力產權的前提是“鼓勵工作、促進就業(yè)”，而不是“高福利養(yǎng)閑人”。這是經歷了戰(zhàn)后60年社會福利政策的各國重大的經驗總結。在這樣的背景下，審視華為這次“自愿離職再上崗”事件和新勞動合同法中的“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應該會讀出新的意義。

　　首先，新法實施背景下的“自愿離職再上崗”與剝奪了勞動者補償?shù)臋C會主義行為有本質的區(qū)別，前者的實質是對勞動者產權進行相應的經濟補償，是新法背景下勞資契約的重構。這種為回避“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而進行的勞動力產權“贖買”，其實是從反方向實踐了新勞動合同法的新規(guī)，提高了勞方對資方的談判能力。其次，“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這一規(guī)定本身，并不說明立法者愿意看到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中從此出現(xiàn)大面積的“準鐵飯碗”。

　　相反，立法者的本意可能在于，在保持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同時，最大限度地限制強勢資方對勞方的道德風險。甚至可以說，新勞動合同法的最大變化是在實質上要求無論任何勞資關系，資方都應公平地對勞方進行經濟回報和補償。應該說，這比修訂前的勞動合同法在實踐中形成的“強者通吃”情況，要進步很多。

　　無可否認，中國經濟改革至今，我們擁有了一個或多或少接近自由經濟的市場，卻遠沒有形成一個現(xiàn)代民主國家所必須具備的健全的“經濟社會”。而后者，恰恰是日本、法國和德國等發(fā)達工業(yè)國家在經濟民主方面的根本所在。正如耶魯大學的政治學大師林茨(J.Linz)在研究東歐國家轉型時所觀察到的那樣，一個只有私有化市場而未能建立起經濟社會的國家，其政治上的轉型失敗的可能性要更大。而即將于明年實施的新勞動合同法，無疑為中國建立一個健全的“經濟社會”打下了一根新樁。